第二百二十章 余震瀚的觉悟
郑经没想到这个余震瀚的胆子这么大,竟然敢问出这样的问题,这样的问题只要传出去,就算是他没有投降郑氏,满清朝廷也不会饶了他。
好家伙,满清拼死拼活打下的花花世界在享受了几天,竟然还想着让满洲老爷交税,老爷先砍了你这反骨崽的脑袋。
不过郑经还挺佩服这个中年人的勇气,不由仔细打量了他一番问道:“你是海康知县余震瀚?”
“正是老夫!”
“别那么端着,不累吗?你想过没有,你这番话传出去会是什么后果?”
“说这话的时候,老夫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!”
“不考虑你的家人吗?”
“老夫家贫,也没有家族拖累,就一老妻与二子一女,如今都在家乡务农,老夫这个官也没给他们带去什么好处。”
郑经没想到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不为家人牟利的官员,他有些疑惑地问道:“这不可能吧,就算你家种地,你当官之后,官府也不会到你家征收赋役,你的家人还是享受了你做官的莫大好处。”
“若是延平王真的能够保证施政的公平,地方官吏不肆意盘剥百姓,老夫家里就只有那十几亩薄田,不要这点儿优待又有何妨。”
“说的好!这个制度不是寡人一人能够维护的,需要千万人一起努力才能维护,任何制度都需要监督,而且制度也不能一成不变,那些所谓的祖制不能改变,都是扯淡之事。
与时俱进才是社会发展的真谛,一条国策的制定不能是朝堂上一拍脑袋就制定出来,完全不考虑地方上是否适合。
因此一项国策的推行必须建立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,才能将这项国策推广开来。在执行的过程中,更要注意的是政策的执行力度,不然再好的政策也会被贪官污吏弄成害民之政。”
郑经的话让在场的三个满清官员陷入沉思,就连陪同的冯锡范与洪磊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延平王这番话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——政策与监督。
“延平王!您的意思是说国家不但要有强力的执行部门,还要有强力的监督部门,两套部门互不统属,可是这些监督部门不会演变成明朝的言官吗?”
“余先生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,监督部门必须要有真凭实据,捕风捉影,风闻言事必须彻底杜绝,任何诬告者,都必须反坐。
同时各个级别的监督者必须负起监督责任,比如一地官员被上一级发现贪腐行为,而同一级监督的官员将会视情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,最轻也是监督不力的处罚。”
“这是应该的,既然端了这碗饭,就该负到责任,不过也要给监督的官员相应的权力,不然监督部门如何掌握官员违法的证据。”
“相应的权力必须要给,地方官府的每一笔收支都要在监督部门的监督之下,只要认真审核就不难找到贪腐者的漏洞,何况就目前这些地方官,贪腐的手段如此低级,那更是一查一个准。”
“监督部门没有抓捕之权,对地方官并不能形成震慑,就算是掌握证据,在证据的传递过程中,也有可能会莫名其妙的遗失。
地方上盘根错节,根本不是一个外来的官员凭借朝廷的威严就能震慑的,他们最多只会阳奉阴违,事情做得更隐蔽一些而已。”
这余震瀚是豁出去了,把自己这些年为官的经验,以及受到的地方掣肘全部抖落出来了,让一旁的吴胜藻与宋瀚听得瑟瑟发抖。
“这就是寡人要打掉士绅把持乡村的权力,皇权不下乡这种事必须杜绝!”
“打掉士绅一样没有用,士绅有稳定的收入,顶多只是吃一些百姓投献的土地,用身份换取收益,真正垄断乡村的是宗族。
族长的话比皇帝的圣旨更管用,每一个乡村基本都是一个宗族的社会,尤其是一些古老的乡村,那更是多少年的坐地老户。
这些宗族通过与邻村的联姻形成了利益共同体,对村内的普通百姓压榨,对外对抗官府,甚至还建起寨墙、碉楼与官府对抗。
广东一地每年因为土客村庄争水发生的械斗不计其数,都是宗族之间互相争斗,就是官府都只能在中间和稀泥。”
郑经知道余震瀚讲的是实话,广东历史上大的战乱没有多少,所以人口繁衍速度很快,加之山多地少,又有不少北方的汉人衣冠南渡在广东扎根。
这些北方汉人就当地的百姓称作客家人,而广东本地人又被客家人称作土人,两方的争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老户与新来户的争斗。
换了别人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,可是在郑经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,百姓之所以依赖宗族,是因为离开宗族之后很难生存。
若是百姓发现不依靠宗族也能活的很好,谁还会在乎宗族族长的话,琼州府的那些苗黎山寨就是一个例子。
年轻人在工厂里找到收入稳定的工作,过上了比在山寨里好几倍的生活,谁若是让他们回到山寨继续被寨主剥削,他们会跟谁拼命。
广东也是如此,解决宗族最好的办法就是工业化转移农业人口,同时通过移民将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南洋。
“土客矛盾也好、宗族问题也罢,究其原因还是百姓的生存资源太少,离开宗族的互助,无法生存。
若是官府能够为百姓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,百姓就算不依附宗族也能好好生活,宗族还能对百姓有多大的影响。
土客矛盾更好解决,把愿意出海谋生的百姓移民到南洋,土地空闲出来,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争斗了。”
“把百姓移民到南洋,那地方上人口少了税收不就低了?”
“这就是要进行土地税收改革的原因啊!移民出去的都是失地的百姓,与其让他们留在广东佃租土地,不如让他们到南洋拥有自己的土地。
改革后的税收是以土地为基本单位征收赋税,不管是谁家里有几亩地那就征收几亩地的赋税,至于以前的人头税、食盐税等盘剥百姓的税收全部取消。”
余震瀚知道这郑氏的新政看来是蓄谋已久,已经把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都考虑到了,广东的士绅要要彻底的倒霉了。
这个郑氏的政治理想竟然跟自己这么的投契,若是郑氏真的能够在华夏将这样的新政推行下去,那么华夏的未来将会不可限量,这样的君主值得自己投效。
“延平王!不知老夫能够在广东的新政做些什么,老夫愿为广东百姓尽一些绵薄之力。”
这话已经是挑明了投靠之意,郑经自然会投桃报李,他反对的是士绅这个阶层,又不是反对某一个人,只要能够接受郑氏的理念,愿意为郑氏的新政做出贡献,郑经举双手欢迎。
“余先生!你我刚才讨论了这么多的监督问题,不如就由你担任这高雷二地的新政监督官,负责监督我郑氏官员的不法之事。
寡人给你调查查看任何账目的权力,只要官员有不法行为,立刻向地方提刑司发放抓捕令,将证据交由地方大理寺分部审理。”
吴胜藻与宋瀚一看余震瀚一番话得到了延平王的赏识,可是二人却没有余震瀚与士绅割裂的魄力,又不想回到牢狱之中接受劳动改造。
纠结半天还是妥协了,毕竟低下头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,总比在劳改营的日子好过多了。毕竟都能够接受剃发易服了,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。
毕竟骨头硬的要么死了,要么逃了,骨头不太硬,又不愿意给满清效力的,大多数都遁入了空门。
他们这些骨头软的,又不想过清贫日子的读书人便成了满清拉拢的对象,毕竟这么大的国家,就满清那点儿人,全部铺开就跟撒花椒面差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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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家伙,满清拼死拼活打下的花花世界在享受了几天,竟然还想着让满洲老爷交税,老爷先砍了你这反骨崽的脑袋。
不过郑经还挺佩服这个中年人的勇气,不由仔细打量了他一番问道:“你是海康知县余震瀚?”
“正是老夫!”
“别那么端着,不累吗?你想过没有,你这番话传出去会是什么后果?”
“说这话的时候,老夫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!”
“不考虑你的家人吗?”
“老夫家贫,也没有家族拖累,就一老妻与二子一女,如今都在家乡务农,老夫这个官也没给他们带去什么好处。”
郑经没想到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不为家人牟利的官员,他有些疑惑地问道:“这不可能吧,就算你家种地,你当官之后,官府也不会到你家征收赋役,你的家人还是享受了你做官的莫大好处。”
“若是延平王真的能够保证施政的公平,地方官吏不肆意盘剥百姓,老夫家里就只有那十几亩薄田,不要这点儿优待又有何妨。”
“说的好!这个制度不是寡人一人能够维护的,需要千万人一起努力才能维护,任何制度都需要监督,而且制度也不能一成不变,那些所谓的祖制不能改变,都是扯淡之事。
与时俱进才是社会发展的真谛,一条国策的制定不能是朝堂上一拍脑袋就制定出来,完全不考虑地方上是否适合。
因此一项国策的推行必须建立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,才能将这项国策推广开来。在执行的过程中,更要注意的是政策的执行力度,不然再好的政策也会被贪官污吏弄成害民之政。”
郑经的话让在场的三个满清官员陷入沉思,就连陪同的冯锡范与洪磊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延平王这番话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——政策与监督。
“延平王!您的意思是说国家不但要有强力的执行部门,还要有强力的监督部门,两套部门互不统属,可是这些监督部门不会演变成明朝的言官吗?”
“余先生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,监督部门必须要有真凭实据,捕风捉影,风闻言事必须彻底杜绝,任何诬告者,都必须反坐。
同时各个级别的监督者必须负起监督责任,比如一地官员被上一级发现贪腐行为,而同一级监督的官员将会视情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,最轻也是监督不力的处罚。”
“这是应该的,既然端了这碗饭,就该负到责任,不过也要给监督的官员相应的权力,不然监督部门如何掌握官员违法的证据。”
“相应的权力必须要给,地方官府的每一笔收支都要在监督部门的监督之下,只要认真审核就不难找到贪腐者的漏洞,何况就目前这些地方官,贪腐的手段如此低级,那更是一查一个准。”
“监督部门没有抓捕之权,对地方官并不能形成震慑,就算是掌握证据,在证据的传递过程中,也有可能会莫名其妙的遗失。
地方上盘根错节,根本不是一个外来的官员凭借朝廷的威严就能震慑的,他们最多只会阳奉阴违,事情做得更隐蔽一些而已。”
这余震瀚是豁出去了,把自己这些年为官的经验,以及受到的地方掣肘全部抖落出来了,让一旁的吴胜藻与宋瀚听得瑟瑟发抖。
“这就是寡人要打掉士绅把持乡村的权力,皇权不下乡这种事必须杜绝!”
“打掉士绅一样没有用,士绅有稳定的收入,顶多只是吃一些百姓投献的土地,用身份换取收益,真正垄断乡村的是宗族。
族长的话比皇帝的圣旨更管用,每一个乡村基本都是一个宗族的社会,尤其是一些古老的乡村,那更是多少年的坐地老户。
这些宗族通过与邻村的联姻形成了利益共同体,对村内的普通百姓压榨,对外对抗官府,甚至还建起寨墙、碉楼与官府对抗。
广东一地每年因为土客村庄争水发生的械斗不计其数,都是宗族之间互相争斗,就是官府都只能在中间和稀泥。”
郑经知道余震瀚讲的是实话,广东历史上大的战乱没有多少,所以人口繁衍速度很快,加之山多地少,又有不少北方的汉人衣冠南渡在广东扎根。
这些北方汉人就当地的百姓称作客家人,而广东本地人又被客家人称作土人,两方的争斗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老户与新来户的争斗。
换了别人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,可是在郑经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,百姓之所以依赖宗族,是因为离开宗族之后很难生存。
若是百姓发现不依靠宗族也能活的很好,谁还会在乎宗族族长的话,琼州府的那些苗黎山寨就是一个例子。
年轻人在工厂里找到收入稳定的工作,过上了比在山寨里好几倍的生活,谁若是让他们回到山寨继续被寨主剥削,他们会跟谁拼命。
广东也是如此,解决宗族最好的办法就是工业化转移农业人口,同时通过移民将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南洋。
“土客矛盾也好、宗族问题也罢,究其原因还是百姓的生存资源太少,离开宗族的互助,无法生存。
若是官府能够为百姓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,百姓就算不依附宗族也能好好生活,宗族还能对百姓有多大的影响。
土客矛盾更好解决,把愿意出海谋生的百姓移民到南洋,土地空闲出来,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争斗了。”
“把百姓移民到南洋,那地方上人口少了税收不就低了?”
“这就是要进行土地税收改革的原因啊!移民出去的都是失地的百姓,与其让他们留在广东佃租土地,不如让他们到南洋拥有自己的土地。
改革后的税收是以土地为基本单位征收赋税,不管是谁家里有几亩地那就征收几亩地的赋税,至于以前的人头税、食盐税等盘剥百姓的税收全部取消。”
余震瀚知道这郑氏的新政看来是蓄谋已久,已经把各个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都考虑到了,广东的士绅要要彻底的倒霉了。
这个郑氏的政治理想竟然跟自己这么的投契,若是郑氏真的能够在华夏将这样的新政推行下去,那么华夏的未来将会不可限量,这样的君主值得自己投效。
“延平王!不知老夫能够在广东的新政做些什么,老夫愿为广东百姓尽一些绵薄之力。”
这话已经是挑明了投靠之意,郑经自然会投桃报李,他反对的是士绅这个阶层,又不是反对某一个人,只要能够接受郑氏的理念,愿意为郑氏的新政做出贡献,郑经举双手欢迎。
“余先生!你我刚才讨论了这么多的监督问题,不如就由你担任这高雷二地的新政监督官,负责监督我郑氏官员的不法之事。
寡人给你调查查看任何账目的权力,只要官员有不法行为,立刻向地方提刑司发放抓捕令,将证据交由地方大理寺分部审理。”
吴胜藻与宋瀚一看余震瀚一番话得到了延平王的赏识,可是二人却没有余震瀚与士绅割裂的魄力,又不想回到牢狱之中接受劳动改造。
纠结半天还是妥协了,毕竟低下头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,总比在劳改营的日子好过多了。毕竟都能够接受剃发易服了,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。
毕竟骨头硬的要么死了,要么逃了,骨头不太硬,又不愿意给满清效力的,大多数都遁入了空门。
他们这些骨头软的,又不想过清贫日子的读书人便成了满清拉拢的对象,毕竟这么大的国家,就满清那点儿人,全部铺开就跟撒花椒面差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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